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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8年3月底,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,&ldo;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,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,委任傅斯年与顾颉刚、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&rdo;,以傅斯年为掌门人。这一&ldo;无中生有&rdo;(傅斯年语)的学术机构的正式设立,令学界人士为之侧目,即是神通广大的胡适都感到有些意外,因而戏称傅氏&ldo;狡兔二窟&rdo;。[36]
1928年4月,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,成一独立研究机关,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,杨杏佛任总干事。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:
地质所李四光;天文所高鲁;气象所竺可桢;物理所丁燮(西)林;化学所王进;工程所周仁;社会科学所杨端六。
1928年10月14日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,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。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,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。这一抉择,是傅斯年人生旅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,也是中国史学异军突起的坐标系,接踵而来的,将是一个&ldo;开辟史学新天地&rdo;的伟大时代。
就在史语所成立之时,傅斯年与顾颉刚缘分已尽,开始出现裂痕与冲突。
傅、顾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没有特殊的标志性事件供后人评断,据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说,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性格、志向不同。顾与傅在北大同窗时,谈及各人的理想与志向,顾谓最强者乃知识欲,傅斯年谓最强者乃政治欲。两人都有刚强的性格,傅斯年博学多才,极具办事才干,甚欲在学术界成为领袖人物,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。但脾气暴躁,霸气十足,在各个方面想把顾氏压服,听命自己的调遣。而顾颉刚则倾心自己的学问,生性倔犟,不吃傅斯年那一套,曾声言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,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。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僵,终于酿成了不能合作之局。
1929年2月,顾颉刚趁中山大学领导人戴季陶、朱家骅不在校之际,携眷悄然离开了广州返回北平。同年9月受燕京大学之聘,出任历史系教授。随后,顾颉刚分别致信戴季陶、朱家骅,正式辞却中山大学教职。自此,顾颉刚彻底脱离了中大,中大失去了顾颉刚。而傅、顾二人天南地北,时聚时散,却是咫尺天涯,互不提携,终生再也没有一起共事。后来,傅斯年接替胡适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,曾想与顾颉刚重续旧缘,聘顾氏为北大研究所教授,但顾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,为傅氏驱使,以免遭到压迫与征服的耻辱。傅斯年因失了面子,甚觉恼火,竟暴跳起来,并写信挖苦顾颉刚:&ldo;燕京有何可恋,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?&rdo;顾颉刚阅信后则漠然置之,在日记上反讽曰:&ldo;我入燕京为功为罪,百年之后自有公评,不必辩也。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,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?&rdo;[37]从此永未回头。
顾颉刚出走后,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,开始以他的霸气与超人的办事才能,四处网落人才,并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、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。
注释:
[1]李济《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》,载台湾《传记文学》,第二十八卷,第一期,1976年。
[2]伍淑《忆孟真》,原载《傅故校长哀录》,第2卷。转引《谔谔之士‐‐名人笔下的傅斯年》,王富仁石兴泽编,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。
[3]胡适《序》,载《胡适作品集》,第二十五卷,台北,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。
[4]在&ldo;新文化运动&rdo;中立过汗马功劳的《新青年》,原名《青年》,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,1916年1月改名《新青年》,陈独秀主编,年底迁到北京。蔡元培长北大后,于1917年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,《新青年》继续发行,并得到了李大钊、钱玄同、鲁迅、周作人、刘半农等人的大力支持,1922年休刊,前后只短短的七年,可谓英年早逝。但这份刊物以它独特的风格名动中国,得到许多青年的热烈追捧,当然也遭到&ldo;八面非难&rdo;,主编陈独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发表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为之辩护。
1931年8月下旬,&ldo;五四运动&rdo;中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于北太平洋舟中,向他的助手马星野(原单名伟)就《新青年》时代的北大相关人员情形进行了回忆,马星野于26日晚上将罗氏口述整理完毕,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,一直未公开发表。直到1978年,罗的女公子罗久芳整理先人遗稿,特检出自美国航寄台湾《传记文学》发表,这段弥足珍贵的回忆录始与公众见面。
据罗家伦说:&ldo;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,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《青年》,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,而易白沙这些人,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。胡适之发表《改良中国文学刍议》一文,以八事相号召。此文发表以后,陈独秀就做了一篇《文学革命论》,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。故&lso;文学革命&rso;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。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《建设新文学革命》。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,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,戴了一个&lso;建设&rso;的帽子。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,我曾去看他,他的胆子是很小,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,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,而陈独秀、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,大吹大擂,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,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。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,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,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,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。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,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,用&lso;王敬轩&rso;的假名字,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,反对文学革命的,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,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。这封信措辞轻薄,惹引了不少的反感。后来新青年社中人,亦甚感懊丧。刘半农还有一篇《作揖主义》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,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。&rdo;又说:&ldo;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,陈独秀笔锋很厉,主张十分尖刻,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。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,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。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,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,拼命地在写着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卷,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,的确下过一番苦功。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《先秦名学史》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,所以写起来比较快,一年就完事了。当时他所做的《建设(新)文学革命论》很引起大家的同情,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,虽然失之于浅薄,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。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,是章太炎的学生,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,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,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,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。&rdo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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